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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中“寻根”文学的再审视

2007年10月25日 00:00  点击:[]

当代文学史中“寻根”文学的再审视(以小说为例)
              哲学与人文科学系  张建波


人们为什么会阅读小说?诚然,小说能帮助我们练达人情世故,洞明世间万象,能帮助我们认清生活中的纷繁芜杂,感悟生命中的冷暖起伏,但更重要的是,小说能带我们穿越时空,使我们透过虚拟的情节与人物,感受到人性的伟大与骄傲,从而追寻生存的理由和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横亘着十年的文化荒漠,新时期文学经历了艰难的文学“本体”的回归,逐步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可以说是破茧成蝶终有时,鱼化为龙堪寻觅。下面就新时期文学的“寻根”文学与大家共同探讨和审视,以期实现观一叶而知寒秋,窥一斑而知全豹之理想。
一、当代文学史上的新时期文学流派简介(以小说为例)
新时期文学史上,小说始终是最具活力和创意的文学样式。新时期小说创作大致有四个波峰期:
(一)1980年前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接踵而至,以其浩大的声势,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波峰。伤痕小说是描写文革十年政治斗争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给社会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小说。发端于刘心武的《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伤痕小说主要有叶辛的《蹉跎岁月》、老鬼的《血色黄昏》、竹林的《生活的路》、莫应丰的《将军吟》、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伤痕小说的特点是政治批判意识强烈、悲剧风格鲜明和宣泄感情色彩浓厚。反思小说是审视建国三十年来的重大事件,将笔触及到文革以前,反思文革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当代的这场浩劫是极左思潮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性根深蒂固的必然结果。反思小说主要有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高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李顺大造屋》、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王蒙的《蝴蝶》、《布礼》、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反思小说的特点是内容丰厚,具有理性色彩、进行了艺术探索。改革小说是揭示改革矛盾、塑造理想人物、具有二元对立模式的小说。改革小说主要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水运宪《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荒漠,读者渴望的心灵共鸣,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二)随着社会热点的转移,1985年前后,以韩少功、阿成、郑万隆为代表的寻根小说和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开始崛起,突破了前一时期小说在社会政治层面进行启蒙的话语传统,而在民族文化、历史积淀和人性方面进行了开拓。但寻根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文化的怪圈不能自拔,现代派小说也因缺少现实生活和哲学根底而逐渐退潮。寻根小说的出现原因有三:时代文化热、文学横向移植影响、文学自身的渐变。寻根小说的主要作品有:阿成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邓刚的《迷人的海》、孔捷生的《大林莽》、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现代派小说主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王蒙的《蝴蝶》、《布礼》、宗璞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
(三)1990年前后形成第三次浪潮,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的先锋小说和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的新写实主义小说逐渐形成规模。先锋小说以文本游戏式的叙事手段拆解启蒙文学的宏伟叙事,使小说的创作变成了单纯的技术创作和智力游戏。后来先锋小说因痴迷技术操作,规避时代现实而丧失了普遍的读者基础。新写实主义曾一度因传统小说的详实叙述,写粮食、金钱、性、恐惧和耻辱,而得到读者的认可,但其以零度状态的情感叙事,排斥了理性批判和人文激情,使文学在冷漠的叙事中黯然遁去。先锋小说的特点是:观念更新、语言文本实验、生存命运多重性。其主要作品是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洪峰的《奔丧》、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褐色鸟群》、余华的《活着》。新写实主义的主要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其中池莉的《烦恼人生》是写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流程。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是写小林夫妇大学毕业后所经历的琐碎的生活工作过程。
(四)1995年前后形成新时期的第四个波峰,新生代小说和新现实主义小说脱颖而出。新生代作家对当下现实与在此背景下的精神状态感兴趣,解构传统的价值体系,透出独有的虚无感和世纪末情绪。新生代小说的主要作品有韩东的《母狗》、朱文的《我爱美元》、鲁羊的《银色老虎》、何顿的《生活无罪》、邱华栋的《城市战车》、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新生代部分作家的欲望化叙事和身体写作更引人注目。新现实主义小说又一次将文学拉回新时期文学的轨道,使文学贴近现实,主要作品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谈歌的《大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天下财富》,这些作品暴露出审视现实、时代价值立场的困惑和游移。
当然文学派别还有许多,如王朔的通俗文学,其作品《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千万别把我当人》影响一时。历史小说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凌力的《少年天子》等,新历史小说如叶兆言的《追月楼》、苏童的《妻妾成群》。

二、寻根小说产生背景的再审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文化层面的变革,往往是从它的物质层面开始。生存是第一要义,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的思维方式、观念信仰、价值取向等诸方面的变化。例如当时流行的一段话是扭曲的现实的真实反映:吃尽长征万里苦,不如跳个芭蕾舞,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段《红灯记》,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白卷香又甜,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如打个乒乓球。跳芭蕾舞的刘庆棠、唱《红灯记》的钱浩亮后来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交白卷的张铁生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打乒乓球的庄则栋后来成了国家体委主任。重新审视寻根小说产生的背景,让我们明白中华民族在政治反思后进行文化反思的必然。
(一)时代文化热。1981年李泽厚出版的《美的历程》,开新时期文化热的先河,1984年梁溯溟、冯友兰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弘扬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粹,1985年李泽厚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理性地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文化热潮便在全国范围形成。寻根文学是文化反思的一部分,当时,一批没有选定创作方向的知青作家,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明确打出了寻根文学的旗帜,力图从历史的长河中重新挖掘寻根传统文化。需要补充的资料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们日报》中讲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1月到文革结束,一直持续着上山下乡的运动。尤其是66年、67年、68年的知青的经历被总结为“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来没工作。”
(二)文学横向移植影响。1982年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创作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该作品在中国出版。这篇小说把野蛮的社会现实和印地安人的神话传说、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与原始的巫术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布恩蒂亚一家七代人在马孔多小镇开创家园、发展、毁灭的过程,再现了拉丁美洲百年来被现代文明排斥在外的孤独的历史悲剧。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对原始玛雅文化的探寻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强烈着刺激着我国的一批作家,不仅从艺术探索上迎合了作家的追求,而且从发掘弘扬文化上契合了作家的愿望,同时激活了这些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参与意识,破除了他们对经济大国的文化迷信。
(三)文学自身的渐变。伤痕文学尽管艺术粗糙,但以“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随着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时代转向反思时代,朦胧诗作为反思文学的先声,传达出“我不相信”的怀疑精神,是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反思,改革文学摆脱了对沉重历史的回顾,尝试着对现实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和文化困境进行揭示,但仍难以改变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和写作上的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1980年汪曾祺发表《受戒》,以清新优美的文笔,描写了明丽如画的水乡风光和少男少女纯洁朦胧的爱情。此后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邓友梅的《那五》、《烟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陆续登台亮相。这些作品体现出了不同的审美情趣,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本溯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1984年《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编辑部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发起,在杭州召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的对话,这样文化意识由个人的探索转向整体追求。
三、四大类型寻根小说作品的审视
1.儒道文化寻根小说表现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生命力。
阿城在其《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难进世界之林,原因在于“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中,文革中民族文化的断裂,使民族文化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就是时代的真实写照。阿城的代表作《棋王》塑造了王一生这一不问世事,痴迷下棋的颇有老庄思想的人物形象。王一生乱世中退守棋道,何以解忧?惟有象棋。寄情于楚河汉界之中,躲避纷扰的尘世,以求得心灵的宁静和自由。王一生的安时处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是对当时龙争虎斗动荡岁月的一次冷嘲与调侃。
邓刚的《迷人的海》揭示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写大海碰子和小海碰子一起捉海参的故事。
2、神秘文化寻根小说通过非常态人物极其行为方式的描写,揭示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及性格,具有较强的神秘色彩和象征意味。
韩少功1985年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这篇带有纲领性质的宣言,正式打出了寻根文学的旗号:“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根不深则叶难茂。” 韩少功认为,寻根不是廉价的怀旧情节和地方观念,不是对于歇后语之类的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韩少功的代表作《爸爸爸》展示了一个神秘怪诞、充满巫术文化的世界——鸡头寨,这是与世隔绝的湘西山区里的充满蛇虫的山寨,里面有不知魏晋,无论秦汉的村民,有若隐若现的野马群,有石壁上刻着的鸟兽的图形,有带着太古洪荒气息的蝌蚪文,引导着读者一步一步走向无垠的神秘田地。鸡头寨的村民认为,人的命运同自然界的一切紧密相联,山水草木,禽兽虫蛇都有神秘灵气,这种万物有灵说带有初民原始思维的特征。村民将鸡头寨年成歉收归因于鸡头寨的位置不好,他们认为贴红纸能避邪,喝牛血能解毒。主人公丙崽是一个只有背篓高永远长不大的痴呆形象,他只会说“爸爸爸”“×妈妈”两句话,这隐喻着民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奴才主子的双重人格。
3、原始寻根小说是展现荒蛮的自然景观和闭塞滞后的人文环境,热衷于塑造少数民族形象小说。
张承志的《黑骏马》发表于1982年的《十月》,写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的爱情故事,揭示现代人的脆弱、偏狭和自私。《北方的河》的主人公将奔腾不息的黄河比作父亲,扑向黄河有一种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豪迈之情。这两部作品展现了草原戈壁博大宽广的胸怀,大坂雪峰独立不倚的精神,巨川大河大气磅礴的气概。
莫言的《红高梁》塑造了余占鳌和戴风莲的传奇人生,暗示了传统文化使人变得软弱、卑微、病态,从野性的呼唤中听到了种的退化。以晚辈的身份叙述前辈的经历,以孩子的情绪体察往昔的生活,形成一个开放的天马行空的随意的艺术视角。
4、地域文化寻根小说
寻根作家自觉地追求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将目光转向乡土的、民间的、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原始文化,各自在熟悉的地域生活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
贾平凹在浮躁的时代氛围下,考察了秦汉文化,其商州系列具有浓重的文化意味和民俗色彩,信笔拈来皆成趣。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兼北部之旷野,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不狡黠,风情纯朴绝无混沌。作者每到商州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三是收集民谣传说,四是寻找小吃,五是参加红白喜事,这一切都渗透着当地文化。《小月前本》中的才才和门门,《鸡窝洼人家》中的麦绒、禾禾、回回、烟峰。《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和王才。倘若商州系列对现实采取的是拉开一定距离的鸟瞰式的态度,那么《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便采取了近察细视的态度。例如《鸡窝洼人家》中关于回回家庭的描写:“回回家的猪肥得象小象一样------回回主张杀了吃肉。深山里,家庭富不富裕------看谁家的地窖里有没有存三年两年的甘榨老酒,看谁家的墙壁上有没有一扇半扇盐腌火燎的熏肉。”这展示了回回自足的生活,但禾禾在妻离子散、寄人篱下后最终主宰了生活。贾平凹笔下往往是有痼疾的父老乡亲,淳朴中有愚昧,安分中有自私,满足中有虚荣。那里有古朴的民情,原始旺盛的生命力,道德的原则重于物质的打算,重大斗争的波澜往往被传统的生活方式所平息。贾平凹说:“我太爱这个世界了,太爱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态为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惶恐,迫切的嫉妒,眼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
李杭育认为,我国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象,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种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恰恰存在于正统的儒家文化以外的非规范文化中,汉民族文化是一种僵化的文化。其葛川江系列小说展示了一幅吴越风景画,如《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中展现了葛川江因地震造成的河流改道,洪水造成人口的迁移,大工业对江水的污染。写葛川江畔村镇的历史渊源、传奇掌故、民风习俗、葛川江小调,对南方的孤独幽默进行了深入地表现,深得吴越文化的情韵。《最后一个渔佬儿》里的主人公叫福奎,不愿意放弃打鱼生涯,不愿意仰人鼻息,不愿意为世俗利禄劳形劳心。现代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毁灭了他的梦想,污染使葛川江的鱼日益减少,大多数渔民改弦更张,只有福奎独守古老的人生原则,以忠诚坚毅、重人情,轻财物的传统人格对抗浮躁势利的现实人生。大家可以回想文学史上的渔夫形象,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夫,也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渔夫,可见渔夫形象常常是一个潇洒遁世的形象。
四、寻根小说的局限性的再审视
寻根作家各具有才情,韩少功的神秘瑰丽、李杭育的幽默洒脱、贾平凹的空灵朴拙、郑义的雄沉悲壮、张承志的雄浑奔放、无不得益于独特的民间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滋养。尽管这些独立的地域文化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寻根作家没有割断他们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孤立地进行反映,而是在表现地域文化时,都注意到当代文明对封闭文化的冲击。现在重新审视寻根文学,就发觉寻根文学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 寻根文学渐成探索神秘文化的载体
许多寻根作家的作品有相当突出的神秘色彩。神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能给人一种朦胧、含蓄、深邃的美学感受;而神秘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则意味着认识的有限,也意味着认识欲望的无限。韩少功的代表作《爸爸爸》中关于湘西“放蛊”的迷信,祭谷神的迷信,写得神秘而恐怖。《鞋癖》则写了一个母亲热心做鞋、买鞋的怪癖,以前曾传说朝廷镇压土民砍掉六百人的双脚,这冥冥中有什么联系让人想起便不安乃至恐惧。
(二) 寻根文学的审美意识走向审丑效应
文化寻根作家试图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寻找一种再生力量,借以填充新旧转型时期价值观冲突造成的真空地带。但他们苦苦寻求的文化根系却不乏丑陋、卑琐,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生理满足的同时,也弱化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部分作家侧重于陈规陋习的展览和血腥暴力的描绘。如莫言的《红高粱》写罗汉大爷的被割下的耳朵在盘子里跳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令人发指的细节描绘。
(三) 寻根文学的历史文化意蕴不够丰厚
寻根作家大多没有穿越历史文化的深层意蕴。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文化几尽崩溃,民族优良传统遭到破坏,作家们对传统文化之根的断裂痛心疾首,一个有历史感的作家应该具有相应的超越精神和理性目光,但是许多的作品没有真正触及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深层意蕴,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叙述上。阿城的代表作《棋王》塑造了的颇有老庄思想的王一生,小说最后王一生象雕塑那样不动,显示了作品中过浓的道家意识,有人为道化的嫌疑,而且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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